宋代雖經濟繁榮，手工業發達，但是冗官冗費的困擾及巨額的軍費開支，消耗了大部分的財政收入，國庫難繼。隨着東南沿海貿易的日益發達，政府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海外貿易上，在沿海地區的重要港口處廣設「市舶司」，一方面加強對來往商船合法貿易秩序的管理，同時也得以收取巨額「稅費」，減緩政府的財政壓力，如紹興七年（一一三七年）高宗上諭曰：「市舶之利最厚，若措置事宜，所得動輒百萬計。」顯露出政府干預的明確財政目的。
就瓷器而言，為了擴大裝載量，往往將大小器皿層疊相套，碼疊在船艙最底層。如崇寧四年（一一○五年）福建商人李充赴日本大宰府呈遞的中國「公憑」上載：「瓷碗二百床、瓷碟一百床。」據學者推算，船艙中「一床」約可裝二十件碗或五十件小碟，瓷碟一百床即約五千件瓷器，瓷碗兩百床即約四千件瓷器，共約九千件瓷器，一艘普通商船的瓷器裝載量且如此，而當時整個中國輸出瓷器的數量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北宋中期時，青白瓷的生產中心轉移至江西省景德鎮湖田窰，至南宋愈加繁盛。湖田窰所產青白瓷釉呈淡青色，質地通透，胎質潔白緻密，器型有碗、盤、碟、執壺、瓶、罐、爐、盒、枕、俑等，主要為素面，或以刻畫花、印花裝飾，如國家博物館藏景德鎮窰青白釉帶溫碗瓷酒注，壺身及注碗表面飾有刻花蓮瓣紋，流、柄造型細長，線條流暢，釉色白中略泛青，胎質細白，堪稱精品。景德鎮青白瓷在東亞多有出土，其中韓國開城一帶出土有不少品質精美者，應是當時皇室購買的高檔用器。
隨着入宋後廣州港迅速崛起，且自「熙寧中，始變市舶法」，泉州等地的商船「往來必使東詣廣，不者沒其貨。」廣州港成為了北宋早中期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。精明的廣東人很清楚：那些景德鎮、龍泉窰等名窰瓷器雖精緻但價格較高，且運至廣州港長途顛簸，耗時費力，如果能利用港口優勢就地製瓷，那麼成本驟降，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。廣東的宋代瓷窰遺址密集，在潮州、惠州、梅縣、佛山、廣州、高州、海康等地都有發現，以潮州筆架山窰和西村窰產品較有代表性。
隨着入宋後廣州港迅速崛起，且自「熙寧中，始變市舶法」，泉州等地的商船「往來必使東詣廣，不者沒其貨。」廣州港成為了北宋早中期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。精明的廣東人很清楚：那些景德鎮、龍泉窰等名窰瓷器雖精緻但價格較高，且運至廣州港長途顛簸，耗時費力，如果能利用港口優勢就地製瓷，那麼成本驟降，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。廣東的宋代瓷窰遺址密集，在潮州、惠州、梅縣、佛山、廣州、高州、海康等地都有發現，以潮州筆架山窰和西村窰產品較有代表性。宋代潮州窰集中在韓江東側的筆架山，產品以青白瓷為主，在東亞、東南亞地區集中發現。廣東西村窰位於廣州市的西北，起源於五代，盛於北宋，產品多為白色瓷胎，早期胎質較為堅致，晚期胎體中氣泡較多，稍顯粗糙，釉色有青釉、綠釉、黑釉、醬釉等，以青釉為主，顏色深淺濃淡不一。
十一世紀以後，東南亞地區以「三佛齊」國最具影響力，鼎盛時，其疆域涵蓋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，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北宋時期，三佛齊便與宋室有密切官方通使往來。從貿易關係上看，三佛齊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貿易對象之一，同時也是中國和南亞、西亞、北非進行貿易往來的中轉站和倉儲地，當時就中國船舶的航海能力和遠洋成本看，直接航至紅海灣、非洲東岸進行貿易並不划算，而這些地區駛出的商船則統一聚集在三佛齊，尤其是其中心地蘇門答臘島上，各自把當地的特產帶來賣出，再載上本國市場青睞的異國貨品回國，往返皆滿利而歸。陶瓷，作為最受外國市場歡迎的中國產品之一，在東南亞地區集中匯聚，考古發掘數量十分可觀。
來源參考﹕大公報，「絲路瓷珍」──宋代中國外銷瓷
Comentários